Google 将在 3 月 1 日启用新的隐私政策,老大哥会在所有产品上看着你

2012年1月29日 没有评论

Google官方博客宣布他们将在3月1日启用全新的隐私政策,他们将把所有Google产品的隐私政策统一化,将通过你使用的任何一个Google产品里收集你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以判断出你的兴趣爱好,然后推送更精准的广告。当然你必须接受这个新的隐私政策变化,否则就不要用Google的任何服务。

简而言之,假设你在YouTube看了一段汽车视频,那么接下来你很有可能会在Gmail的邮件旁边看到关于汽车的广告,哪怕你从未在Gmail里谈论过汽车。通过全部Google服务来判断你的兴趣爱好,显然比以前单个Google服务单兵作战要准确而全面的多。

但是Google的新隐私政策不会应用在Google Apps的企业客户和政府客户身上,而只会作用在普通的Google帐户上。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地址查看现在Google对于你的兴趣、性别、年龄的判断,有没有很准的说?

继续观看官方演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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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TNW

© musiXboy 发表于 谷奥——探寻谷歌的奥秘 ( http://www.guao.hk ),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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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9日 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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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评论】总结2011,展望2012(四)

2012年1月29日 没有评论


【金鸿评论】第四个问题是

“三农”问题。当年有一个命题,叫“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现在看来,中国改革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农民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展顺利,可是农业现代化一直没有实现,“三农”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三农”问题说到家是个利益分配问题。
2010年版的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1978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从12.57
扩大到了
13.33。相对于城里人来说,农民享受到的改革开放成果更少。

 应该承认,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胡温是花了大力气的。“为应对入世对大豆产业的冲击,我们从2002年开始首先对大豆实行良种补贴,当时资金只有1个亿。之后,逐步把良种补贴范围扩大到小麦、玉米、水稻、棉花、油菜、花生等作物以及生猪、奶牛等畜禽良种,形成了良种补贴体系,2011年良种补贴预算资金达到220亿元。2004年改革粮食补贴政策,由补贴流通环节改为种粮直补,同年实行了农机购置补贴,2006年开始实行农资综合补贴。农业“四补贴”从无到有,补贴范围和规模逐年加大,补贴方式不断完善,2011年规模达到1406亿元。2000年中央作出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率先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份的部分县市开始试点,然后在全国全面推开。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结束了延续2600多年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00多亿元。减税和补贴两项合计,农民得实惠2700多亿元。此外,为了有效抵御开放后的市场风险,先后出台了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制度,玉米、大豆、油菜籽等重要农产品的临时收储政策,以及其他专项补贴政策。下一步还将出台重点针对农业科技方面的支持政策。”这段话出自《入世十年与中国农业发展》一文,作者是韩长赋,我们的农业部长。


中央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么大,依然没能解决好“三农”问题,为什么?因为农民都在单干,粮食大部分都是自己吃,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地太少,没有规模可言,自然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这里,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第一个,水利问题。我们都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现在,中国水利的情况如何呢?看一段记者报道:


“水利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耕地缺少基本灌排条件,有
40%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50%60%的中小型灌区、50%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配套、老化失修,大型灌排泵站设备完好率不足60%,设施老化失修严重,山丘区、牧区水利和节水灌溉发展滞后。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设施损毁严重,农田水利设施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状况令人堪忧。在上述现象中,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最为突出——即在全国不少地方虽然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基本配套到位,但由于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管理的薄弱问题影响到农田水利作用的发挥。”


这是
20120106日《经济参考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文章的题目叫做《半数以上耕地水利建设滞后,成农业发展硬伤》。中国水利的现状与几十年以来水利投资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的下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水利设施属于公共产品,社会效益非常高,经济效益却很有限,投资这个东西不赚钱,农民外出打工也比修水渠赚得多,工作还轻松,农民也不愿意干,反正种庄稼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国家大规模的投资,农民也不一定愿意参与。农民不参与,这算什么事?

20111012日,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十二五”期间水利的总投资会达到
18000亿元左右。“十五”时期水利建设投入是3625亿元,“十一五”时期翻了一番,7000亿元,现在又要再翻一番还多,看来,中央是铁了心在水利建设上花大本钱了。中央有这个决心当然是好事,这样做既能保障农业生产,也能稳定投资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农民不热心参与单靠政府投入能解决好水利问题吗?这毕竟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不能忘了,现在农村正在用着的那些“老化失修”、“破坏严重”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是在人民公社强大的组织能力下发动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完成的,政府投资只占一部分。


再举个例子,由于农村信息比较闭塞,农村人的文化程度又比较低,做事喜欢跟风,所以,什么东西涨钱种什么,什么东西不值钱了就都不愿意种了,猪肉也是一样,肉一贵,一窝蜂地养猪,猪肉不值钱了,猪圈也就都空出来了,这种做法在股市里叫做“追涨杀跌”,结果只能是买在高点,卖在地板上,所以,谷贱伤农的情况时有发生。要想改变这种情况,也得把农民联合起来才行,单干的农民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富起来的,只能靠补贴。适度的补贴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不过,过度的补贴就成了养懒人了,肯定是不行的。


通过这两个简单的小例子可以看出,,变农户的个体经营为集体经营是多么重要,可是,这是个政治问题,改变起来最麻烦,通过城镇化渐进性地解决问题能解决多少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倒是觉得,多培养几个吴仁宝、王宏斌式的基层干部也许效果更好一点,有了好干部,先把村办企业搞起来,再把土地集中起来经营,树一批榜样,也许更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反正是下面自发的嘛。

 


【金鸿评论】第五个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改革问题。什么是生产要素?就是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人力,资金,土地,水,能源,矿产资源都是。西方经济学家们还给它加了一样,企业家。我就想不明白,企业家难道不是人吗?企业家要单算,那技术人员是不是也要单算呢?科技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嘛。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的产品基本上都市场化了,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行政干预得比较少,可是,生产要素定价却一直实现市场化。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没有反应供求关系,引发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


举个例子吧。在人民币大幅贬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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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评论】总结2011,展望2012(三)

2012年1月26日 没有评论


【金鸿评论】第三个问题就是高房价问题。一说到房价,很多人是苦大仇深。为什么《非诚勿扰》那么火?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结不成婚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这些年独生子太多,从小娇生惯养,个个眼里都是只有自己,太挑剔,总感觉这个配不上自己,那个也相不中,好歹遇上个满意,要么人家结婚了,要么人家又相不中他,这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么多剩男剩女的出现。教育问题不能靠书本解决,甚至老师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家长的身体力行和社会大环境的熏陶才是关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说“向雷锋同志学习”呢?那是主席在竖一个榜样让大家学着做好人,负责任。社会大环境改不了,教育问题无解,这个问题不多说了,说房子。

 

【金鸿评论】200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加速,“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要从47.5%提高到51.5%,每年提高0.8%。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房地产业自然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不过,现在这些机会都被搞得不象机会了,因为房价涨得太快太高了。


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极大。本来,房地产业的发展机会是城镇化提供的,可是高房价弄得老百姓买不起房,想进城的进不了城,进了城的安不下家,这不是添乱吗?高房价还压得老百姓不敢花钱,社保体系又不完善,还得留养老钱、救命钱,几个事一齐压,消费率从
2002年开始一年不如一年,大家都知道,房价真正开始上涨就是从
2002年开始的。


高房价还有几个负作用,比如,盖房子利润太高,许多制造业企业都不干正经事了,也跟着盖房子去了,海尔和联想就是例子,这怎么行呢?盖房子能盖成世界强国吗?就是盖金字塔也不行呀。再比如,因为这一行利润高,员工待遇好,很多人才都跑到这一行来了,这对经济长远发展也没好处,这跟美国的情况差不多,因为金融业赚钱多,很多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华尔街去了,结果,搞实业的优秀人才就少了,中国和美国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房价不降,老百姓就不敢花钱,当然,这个降指的是相对意义的降,原来
50年的收入买一套90平的房子降到10年的收入买一套就可以了,在这期间,房价要降,收入也要涨,大家各让一步。房价降下来了,社保体系完善了,老百姓就敢花钱了,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建立起来了。过去,有的开发商认为,如果调控狠了,银行会比企业先死,所以不用怕,其实没那事,银行肯定有人救,开发商就要自求多福了。

 


【金鸿评论】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严厉的宏观调控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大麻烦必须处理好,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


“土地财政”问题的出现,说到家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收支不平衡造成的。最近十几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的比例严重失衡,地方与中央的收入比大约是
46,支出比大约是73,地方政府是花钱多进钱少,中央呢,进得多花得少,所以,地方上不得不挖空心思弄钱,“跑步钱进”就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太大,他们又有一堆任务要完成,有些混蛋还想捞,还想贪,木有钱怎么办?加税是涸泽而渔的行为,也不利于个人升迁,不出政绩嘛,所以能不用就不用,还是通过“经营城市”卖地捞钱吧。


中国社科院去年出版的中国房地产蓝皮书里面有这么几个数字:“十一五”时期,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额加起来超过了
7万亿人民币。粗略算一下帐,如果“十一五”期间卖掉的房子是5000万套的话,每套房子的地钱平均起来就值14万,2010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5919元,城里人19109元,平均一下撑死1400014万比十年的收入还多,我还是按2010年的收入算的,如果按2007年呢?就更可怕了。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

2006
年是38.9%201065.9%,快三分之二了,绝对的财政支柱呀,可以确认,一旦不能卖地了,有些地方政府是要断炊的。

 “土地财政”的弊端是非常大的。既然卖地是主业,那么保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扔到脑后去了,强拆事件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开发商买一块地可以用40年到70年,地方上干一届是5年,5年的任期把50年的收入都透支了,这是标准的借债行为,对地方上的长远发展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你把地都卖光了以后,下一任吃什么?


按道理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关系应该调整一下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上乱七八糟的事太多,看看新闻就知道,中国每天出多少笑话,在这样的情况下财税分配这一块根本不敢改,但是,如果不改的话,房价暴跌以后地方上的资金缺口也是个大问题了,地方上缺钱了,地方融资平台上的巨额债务中有会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保证按期偿还了。


去年审计署公布过,
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地方上的贷款一般都是用土地抵押的,相当一部分贷款还得靠卖地来还,如果房价跌了,地也就不值钱了,贷款偿还是个大问题。某些省的地方债务加起来不比希腊这样的国家小,如果真出事了,中国式的希腊债务危机有可能出现,这才是大麻烦。胡温真是不容易呀,六十四头的麻烦要解决,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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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支持

2012年1月26日 没有评论

中国企业国际化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跨越这个台阶不仅需要企业的奋斗,更需要通过政府的协助来增加参与国际竞争的谈判筹码。

201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十周年。这十年中,无数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

从收购IBM PC至今,联想在国际化的征程上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是2011年最终站上了全球第二大PC厂商的位置并重回世界企业500强榜单,迎来了自己国际化的毕业礼;而华为也逐渐坐稳了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厂商的椅子,据2010年数据显示,华为销售收入达1852亿人民币,按照2010年的平均汇率计算,大约280亿美元,已经接近全球排名第一的爱立信(约308亿美元)。

当然这支向国际化进军的中国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中兴通讯、TCL等也逐步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国际化之路,并朝着良好的势头发展。

然而,无论联想还是华为,虽然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其品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仍然不可与苹果、IBM等美国IT企业同日而语。在IT领域,厂商们习惯将欧美发达国家称之为“主流市场”,但是就算位列各自行业第二的华为与联想在面对这些主流市场时仍然困难重重,甚至难以打开局面。

某知名中国通信企业董事长曾对本刊记者坦言:在此前的一次投标中,美国运营商已经决定采纳该企业的设备,但是最终没能通过美国政府审核,据此判断未来3~5年中国通信企业都将很难进入美国核心设备市场,唯有无奈暂弃。

无独有偶,2010年初,华为意欲收购美国3leaf,这仅仅是一桩涉及200万美元的迷你收购,却被无端扣上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帽子,最终以收购失败告吹。而这只不过为华为在美国市场的收购再添一个失败案例——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部门、竞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这几次华为悉数以失利告终。

把时间的指针倒回6年前,当时联想收购IBM PC本以为原属于IBM的政府订单会巩固收购后其在美国市场的收入,谁知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却以“使用联想PC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遭难性后果”为由,提出强烈反对,并将意见提交于国会,最后美国政府屈服于国会的压力,调整了原来的采购计划,原本的采购订单流入了戴尔和HP口袋,联想的美国梦顿成泡影,甚至在随后的6年中要在美国市场从头做起。

只能说这6年来中国企业面对美国市场始终都在遭遇同样的问题。看似崇尚市场竞争机制的美国,在中国ICT企业面前似乎变成了一块铁板。这是为什么?

不再有效的“政策扶持”

苹果又赢了官司。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几经推迟审批,但结果仍然裁定HTC侵犯苹果一项专利,HTC部分智能手机在美将遭遇禁售。与此同时,苹果的品牌影响力也不断膨胀,甚至有人将其比拟为宗教,而美国政府也乐见其成。

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企业瞄准了智能手机领域,通信设备厂商中的巨头华为、中兴,电脑和家电领域的联想、TCL,还包括雷军的小米等诸多玩家。然而他们是否有可能面临与HTC一样的遭遇?

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2011年在美国本土发生的与苹果有关的侵权诉讼无一例外都是苹果笑到了最后,虽然每一次的判罚都有理有据,但是在2011年9月奥巴马签署《美国专利法》修正案时曾说:“如果美国的专利体系继续缓慢呆滞,无法为创意吸引投资,那其他国家如中国,则会瞄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实力。”此番说法值得中国企业与政府品味,自1954年之后这是针对《美国专利法》的一项重大修改,但无论如何修改美国政府都旨在保护像苹果这样的本国企业。在美国政府不断指责中国贸易保护的同时,美国企业已经穿起来一件合理又合法的新防弹衣——专利。

与此同时,用钱砸市场的中国企业处境却越发堪忧。中国政府给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帮助还停留在提供贷款、信用证,或者跟随政府采购团获得订单。不可否认,在企业刚刚开始尝试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做法是有效的,可以帮助在国际化道路上蹒跚学步的企业迈出相对稳当的第一步。但是,当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已经不再那么蹒跚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2012年,中国加入WTO下一个10年的开端。在新的10年,已经到了重新定义政府在企业国际化中角色的时候了。如果说在上一个10年,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扶着企业迈出国际化的第一步,那么在下一个10年,政府更应该把精力转向帮助企业扫清国际化道路上的障碍,而非看着企业继续蹒跚前进。

政府防御力=企业进攻力

要重新定义政府在企业国际化中的角色,就需要政府增强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无论是欧美企业的准入机制,还是我国在专利方面进行部署都需要加强。事实上,在科技类企业全球化过程中,欧美政府和企业手里的牌也并不多,最常用的就是国家安全以及专利侵权。

因此,要想让中国企业具有进攻力,首先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就应具备防御力,作为中国企业在欧美市场遭遇阻碍的谈判筹码。

比起美国政府的严防死守,中国的运营商对于欧美厂商的核心设备却并没有戒备,据某通信企业高管透露:“国内运营商也会选择国内厂商,但这并非因为理智上的保护,而是出于对价格和成本的考虑,但在欧洲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次招标,欧洲的企业必须占到至少60%的份额。”如果说通信设备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运营商作为国企以及政府并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严防死守国外的通信设备厂商。

此外,中国政府以及国企采购也很少明确排斥过国外企业,暂且不提PC这样的常规硬件产品,即使是大型机、小型机、存储等设备在中国的IDC机房内也是屡见不鲜,来自Oracle、IBM的成套解决方案、大型软件当然也不在少数。

无论是不成文的规定也好,还是政府采购的准则,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都缺少相应的互为对等的制衡,对于谷歌、微软和苹果这样的美国企业而言,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是美国政府,而政府拨给他们的所谓科研经费或许还不如国内一些国有科研企业多,但是经费并不能保证他们持续创新,也不能保护他们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反而是良好的法制环境能够更为合理合法地维护本国的科技型企业。

本就在专利方面处于弱势的中国没有从立法角度着手,反倒是美国进行了专利法修正,并且奥巴马的矛头直指中国。早就被打上“抄袭”这一烙印的中国企业还能否在国际化中翻身?恐怕凭他们自身的力量很难力挽狂澜。

中国的手机厂商甚至没有一家拥有和苹果谈判的筹码,如果未来被苹果视为眼中钉,能否逃过眼下HTC的宿命?被苹果追打,只得马不停蹄地修改产品,寻找应对之策。2011年末央视将HTC董事长王雪红评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殊不知此刻她正在大洋彼岸为专利诉讼而奔走。

企业国际化需要什么

与早年间走出国门的鞋、服装、玩具等产品不同,今天中国企业在通信、IT等科技领域也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甚至成长出了华为、联想这样的国际级企业。

在中国企业进阶的同时,政府对企业的帮助也应当上一个台阶,虽然以往政府在银行贷款、驻外使领馆协助方面已经给予了企业很大的支持,但是提供低息贷款并不能帮助企业完全打开国际市场,至少目前“砸钱”的做法在美国行不通,而大使帮助企业在各地“推销”这种做法也不是系统性的做法,唯有更为高段的做法才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首先,如果政府对在中国的欧美企业缺乏威慑力和成体系的管理办法,那么在中国企业遭遇“安全”问题时就只能被动接受。事实上,中国完全有能力依靠钳制美国企业作为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筹码,根据麦肯锡的研究:过去两年来,美国大型公司新增投资目的地中,中国占据首位,而美国本土则处在第二位。但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理由,阻挠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

一方面华为在美国投资屡屡受阻,而中国却成为金融风暴来袭时欧美企业最佳的避风港。

此外,政府资金援助应当放在更为有效的地方。以往政府采购和援建项目是否真的是最有效的办法也值得商榷,至少政府在非洲的援建项目被西方国家称为“新殖民主义”,前述某通信企业高管直言:我们在中东和非洲都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在那边做生意非常的辛苦,但是那些国家都是能源国家,如果国家能够重视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发展,配合国家的战略会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于政府而言,每年援助非洲国家的经费是否可以用来鼓励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扎根,并且利用技术换得能源或许比单纯援助建立非洲对中国的好感更为实际。该高管还说: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一些项目一样可以帮助国家提升影响力,很多欧美公司不愿意做的很辛苦的工作都是我们这些中国公司来完成。

还有一点就是针对专利法的完善,以及在中国本土营造利于保护中国科技企业发展的专利环境。这在未来IT甚至更广泛的科技领域都将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为何半个世纪没有变化的美国专利法案在这个时间点做修正?为何国外企业在美国本土总是吃到败诉的专利官司?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专利和研发方面并非差欧美一大截,根据汤森路透公司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中国企业的家底并非薄到每诉必败的地步,而专利诉讼很多情况下是拖慢竞争对手步伐的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有机会坐在谈判桌前划定暂时的利益圈。而坐在谈判桌前的筹码往往是:你在你的大本营发起针对我的诉讼,那么我在我的大本营发起对你的反诉,2011年4月,中兴与爱立信的专利诉讼就是一个典型:先是爱立信在英国提出对中兴的侵权诉讼,接下来是中兴在中国提出反诉,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回到谈判桌前和谈。

因此,当本国企业在中国提起对国外企业的反诉时,应当如何应对是摆在眼前的一个实际问题,这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企业坐在谈判桌前的筹码到底有多少。

在迷你收购失败后,华为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写了一封给奥巴马的公开信,希望华为在美的投资能够更为顺利,但事实上投资受限问题已经不是华为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样,企业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增加研发投入,加强法务知识,但是却不具备国家博弈的能力,毕竟裁定HTC侵权的不是苹果而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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